清洁空气”需要刚性立法

2013年的第二个周末，全国中东部地区都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中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重点监测的33个城市，空气质量级别都是“严重污染”，北京PM2.5浓度逼近1000，还严重影响了交通，多地高速路关闭，航班取消或延误。

　　“雾霾天气，人人都是受害者”，这一共识已经到了无需证明的地步。在一个法治社会，“人人有责”、“从自身做起”不是用来呼吁的，而是要用法律来保证践行的，如果不能“从自身做起”，就必须接受法律规定的代价。

　　英国伦敦曾经是著名的雾都，1956年，英国政府首次颁布《清洁空气法案》，改造居民区传统炉灶，迁移煤烟污染企业；1974年出台《空气污染控制法案》，定出了工业燃料含硫上限等硬性标准；1997年又出台了《空气质量法》；2001年，伦敦市发布了《空气质量战略草案》。如今，伦敦的雾都奇观已不复存在。

　　同样，美国早在1955年就颁布了《空气污染控制法》，1963年颁布了《清洁空气法》，1967年又颁布了《空气质量法》。1975年12月10日，克莱斯勒公司因为1975型小汽车导致过分污染，20.8万辆新车上市不久就被美国环境保护局命令召回。

　　1970年，美国科学院研究出清洁空气市场供求曲线，国会据此对《清洁空气法》再一次进行了修改。此后，政府部门在制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行政法规时，如果没有对该法的可能收益与耗费及其经济影响的论证，没有得到联邦管理和预算局的评审通过，就不可能正式颁行。

　　既然是同呼吸，那就共责任。如果没有刚性措施，千万遍的“从自身做起”呼吁，也改变不了人们加入“破窗效应”的冲动